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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话剧九人的目光，好像总是执拗地投向“过去”。除了反复写着风雨飘摇的民国之外，将要上演的《明堂夜雪》和《三妇志异》，其历史原型甚至源自于更久远的中国古代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在那些旧时代的衣冠之下，其实从一开始就潜藏着解构的预设。创作者们并不期待在“还原”的尺度上描画一个真正的旧世界，而是将其作为一片可供扎根的肥沃土壤，试图从中种出完全当下性的森林，用旧语境来讲新的故事。历史当然已成定局，但话剧九人最擅长的事便在于，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中发掘戏剧张力，去推演历史之外尚未发生的更多可能。时间上的距离感，并不影响情绪的共振，反而更加证实了剧中种种命题的亘古不变性。

　　无论年代远近，无论天南地北，故事中的人们总有一种坚韧挺拔的精神力，在困境与逆境中都能坚持自我，岿然不动，直至生命尽头。那些千锤百炼、掷地有声的抗争宣言，文本本身已经足够精炼漂亮，放到舞台上又天然地具备了更强烈的感染力量。民国文人们面对的生活难题，譬如如何改变不公的秩序，如何历遍挫折却坚守自我，是在任何年代都需要时时铭记的生命之问。更重要的是，真正触及到“人类”本质的那种天下太平的愿望，古今中外都是共通的。而那些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人，总是显得如此可敬又如此亲切。于是，台上一百年前的故事，就这样与台下一百年后的观众们紧紧联结在一起。

　　《春逝》中“她们给我们开的路，已经把我们送到这里了”，写出了当时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女性友谊。《翻山海》则以一种更强烈的情绪性输出，大声喊出了“人可以运球，就可以运命”。顾静薇登报的相亲启事、为了适应物理所的椅子而穿上的高跟鞋、获奖所得到的男士领带，这些预示着“妥协”的无奈细节，到了《翻山海》之中都变为了需要被撕碎的旧世界。而女性必然遭遇的生理疼痛，也不再难以启齿，不再被某种神秘的迷雾所遮蔽，仅仅是所有女性的一生中，最最平常的组成部分而已。从这个角度说，《翻山海》最大的意义便在于，借用历史之中这场微小却震耳欲聋的突破，给当下亟待出发的新女性们提供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样本。

　　若将几部作品连成一串，故事中所有女孩们的命运似乎也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串联在了一起。她们既是先行者，也是后来者，恰恰都是这段洪流之中平凡的一环，共同去建构向往中的新世界。写信谋求入学名额的邓奕秋，向外迈出一步就变成了赴美留学的瞿健雄。走出家门的古娴、邓奕春，逐渐成长为日渐坚强的谢宝花与阮风竹。为之撑伞的顾静薇，走向了自立门户的尤胜男，也走向了温和博大的陆斯年，对更多的“瞿健雄”“周苔”施以援手。女孩们不再裹小脚，开始向往科学，向往艺术，向往体育，而见证这一切的人是物理所长丁奚林，与后勤师傅洪道中——原来中年男子并不一定生来就是所有故事的主角，偶尔当当旁白反而更显得可爱了。

　　当然，以“勇气”为核心的动机式叙事，类似重情绪而轻事实的处理，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。话剧九人许多故事之中的矛盾并未得到足够细致足够深入的剖析，仅仅作为人物争端的背景板而存在，角色们所面对的难题，剧中也往往不会给出具有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，而以一种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叙事逻辑达成轻松跨越，好像随着内心意志的坚定，一切外部的困难便会自动迎刃而解。庚款分配时歧视女学生的现状没有解决，尤胜男究竟如何在当时社会站稳脚跟没有明说，三山女子篮球队所面临的重重现实阻力，好像也在“圣露西亚”的欢快歌声之中悄然消解了。